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天。

　　天空少云，有微风。

　　上午八点，我敲开了刘雯大姐的房门。她的家很简陋，破旧的家具，屈指可数：碗橱、摇晃桌、两只旧皮箱、一只炉子、一只痰盂、一张旧木板床，两只自制的折叠椅，一张破竹凳——很小。

　　最有亮点的，就是破桌上那个精致的相片框。

　　虽然是旧的，但一看，就知道这个相框是红木的，质地优良，制作精致，当年的价格肯定不菲。

　　相框里夹着一张彩色照片，八寸的。相片上是一位少女，穿米黄色的西装，高跟皮鞋，深绿色的领结，安闲地坐在红楼的白玉石台阶上。那笑眯眯的瓜子脸，弯弯的柳叶眉，长长的睫毛配着一对黑宝石般的眸子，显得风情万种。要不是刘雯告诉我，这是她当年做舞女时的照片，我还真以为是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或现代港澳台的名歌女呢。

　　我坐在小破竹椅上，将一包“凤凰”牌香烟摆到她的跟前。她坐在床头，背靠山墙，一腿微蜷，一腿伸直。她很熟练地从我的凤凰烟盒里抽出一枝过滤嘴香烟，点燃后，慢慢地品了起来。幸亏房门开着，不然的话，这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准会被她搞得乌烟瘴气。

　　刘雯是个闲人，四十多岁。她是我朋友魏信义的老婆，听说解放初期当过舞女，所以，我很感兴趣，便想采访她。她很健谈，本来我们也处得不错，所以，她很乐意接受我的采访。

　　大概你不相信，当年我可是上海市副市长的女儿，不过，那是国民党的市长。那时候，我就像公主一样，被人宠着。

　　父亲宠我，别人能不宠吗？尤其是那些想从父亲身上捞好处的人，更对我奉若神明。我知道，他们那是曲线求官、谋财。

　　亲有两个孩子。我是小女。大哥是个呆子，二十多岁，智力还像两岁多娃娃。父亲本想再生一个儿子，为他传宗接代，偏偏生了我。小时，父亲并不喜欢我，长到六岁后，他发现我不仅漂亮，而且聪明过人，才改变原来轻视女孩的看法。不过，后来，我也影影绰绰听说他和一个骚婊子生了一个男孩。是真是假，没人去过问，我也更不想知道。

　　我的漂亮，是有目共睹的，当时在上海滩也是数得着的，——这是一个电影导演说的。他说我有上官云珠的那种高贵，周璇的那种性感，白杨的那种纯情。若不是父亲反对，我肯定跟那个导演走了，说不定还能拿个奥斯卡大奖。这可恶的老父，他说我小姑娘不懂事，实际上当时我已经十五六岁了。

　　我的聪明，也不是自吹。从小学到初中，我并没下多少苦功，但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当年那个初三班主任叫温柔，实际他并不温柔，一是人长得困难，獐头鼠目，刁钻得很，同学们背后都叫他“老狐狸”。二是说话尖刻，不是损学生（尤其是男同学）的话不说。他对我的确很温柔，见我不笑不说话。那种装出来的笑，比哭还难看，让我真恶心。他对我装出来的温柔，同学们说有两种原因，一是我漂亮，漂亮的女孩，男人都喜欢。二来我是市长的女儿，他不敢得罪我，——他想拍马屁都来不及，岂敢有冒犯我之处？想，他也不敢。他一再吹我，说我将来肯定是名牌大学的料子。吹我之中，当然要向父亲邀功，说我是他亲手培育起来的。无论他怎样吹，父亲就是不吱声，大不了在鼻子里哼一声，算是对他作了嘉奖。

　　我家当时住的是别墅。

　　我们那一片，都是别墅。上下三间，独门独院。瓦是黑的，墙是白的，一律的徽式建筑。那里住的大多是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少数是有点名气的老板。

　　我家那幢别墅，从外表看，并无特殊之处。可是，你要到家里一瞧，就会感到非同小可。听母亲说，那是一个老板，专门从国外请来的一位设计大师设计装潢的。

　　整个设计风格属于中西结合的文人雅居式。父亲是私塾出身，但又在法国留过学，教过不少年书，所以，设计师设计时注重一个“儒”字。他在中式的设计方案中，巧妙地融入西方元素，重新诠释空间所赋予的精神。透过材质、线条与色彩的规划，让现代人文情怀穿梭于东西方的空间里，展演精致的生活质感。

　　入口处以纯黑石材地面作为区域界定，并以嵌入的立面橡木作格栅式鞋柜，创造出门厅的宽敞与整洁。循着动线入内，你会感觉视线随之阔远。

　　客厅地板以大理石和柚木组成，天花部分镶入窗花，一套线条简单欧美式感特强的棕色沙发坐椅配置同样简洁明了的明式坐椅、茶几，使中西符号在此连接而散发出优雅内敛的人文气息。

　　客餐厅以一面颇具穿透效果的磨砂玻璃为界面，界面上方是块椭圆形茶色玻璃，玻璃上题着黄少谷的字辞，配以线条流畅的中式圈椅，文人风雅氛围流动于居室之中。

　　卧室以米色为主，体验轻柔畅美的空间气氛，休闲区陈设贵妃躺椅，是以偷得半日闲。老父的书房在实用上颇多着墨，天花以不规则弧形设计语汇，并于床边安置悬挂壁灯，方便老父阅读。

　　我的闺房以粉红色营造我的幻想天地。阔大的窗台让自然景观和温暖的阳光洒满室内。睡房一角既便于更衣，又便于展示我的漂亮服饰。

　　老父跟我说过，居室就是沉淀思绪与静放身心的最后殿堂，它带动着生活中最细致、最纯粹的生命感度和热情，像舞姿中交融的体态与情感一样，坚挺的柔软与需求的空间相互依存着。

　　我那时并不理会老父的这些生活哲理，只觉得房子的一切设施和装潢，肯定很昂贵。也不知父亲哪来这么多钱，不贪污受贿能行吗？

　　原来我也曾为老父的贪污受贿——虽然我没看到——担心过，因为国民党政府也是反对贪污受贿的。但看其他那些国民党的高官，不，大大小小的官，大多这样，我也就不去关心，有钱花就行，管它钱的来路清白不清白。

　　我家后面那幢楼住的是一位老板，姓白，说是日商，实际也是道地的大陆“土著”，只不过其兄弟在香港、菲律宾、日本经商罢了。他本人在日本时间并不长。

　　白老板有两个老婆，一个在日本，一个在上海市。他说日本那个老婆早就离过了，没人去问，谁也不知道。他和他小老婆怎么说，别人就怎么听。烦别人事，不是吃饱撑的嘛！

　　大老婆给他生五个儿子，前四个儿子已经结婚，老五白威威，比我大三岁，未婚，正在上高三。

　　小老婆给他生了一个闺女，叫白玲玲，比我小一岁。我们都是上海女子中学的初三学生，不过，不在一个班，我是一班，她是二班。

　　我的卧室在二楼。

　　白威威的卧室也在二楼。

　　我的前窗正好对着我的后窗。两窗相隔不过二三十米，中间是草坪在泼染着一年四季的绿色，还有一条花石小道，宽得只能走下轿车。

　　白威威每次回家都要打开前窗，而且每次都要在窗前站一会。不知是为了迎接新鲜空气，还是为了饱餐楼外秀色。

　　我从来不打开后窗。出于好奇，有时也隔着窗玻璃对白家少爷窥视过几次。他的脸，当然是看不清的，但他的魁伟、他的气质，我能读出来。

　　第一次相识，是在早春的古巷里。

　　那天下着毛毛细雨，三条石铺就的巷道高低不平，再加上恼人的薄冰点缀，显得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个仰巴叉。

　　若是早，我肯定推着车走。可是，因为放学晚，原本阴暗的天空，就显得更暗。一个花季少女走在这古老的雨巷中，能安全吗？那些流氓才不会管你是市长的女儿还是平民的女儿呢。我只得骑车，而且骑得较快。

　　因为风雨遮眼，回家心切，转弯时我不小心一下子撞倒了一个人。那人没穿雨衣，只是打着一把蓝底白花的太阳伞。尽管那身西装洁白、漂亮，路上的积水却毫不客气地给他印上很嫉妒的泥花。遮雨的伞也被风吹到了一边，伞柄朝上，显得很无奈。

　　我吓呆了，倒在路上竟一时忘了爬起来。

　　原来是个男孩。他爬起来后，不仅没责怪，相反连忙扶起我和车子，并抱歉说，对不起，让你跌倒了。

　　从他那歉意的脸上，我仿佛看到了一种善良，一种温柔，一种让女孩子倾心的力量。

　　我也微笑着赔礼。不，是我碰倒了你，真不好意思，让你衣服都搞脏了，这样吧，你改天把这身脏衣服送到我家，我替你洗一下。

　　自己的衣服都是别人洗的，此刻，我倒有点想替这个男孩洗衣服的欲望。他长得很帅，也很有教养，我真有点一见钟情的感觉。

　　不要紧的，你快回家吧，天不早了。那男孩拾起自己的蓝花伞，递给我说，我家近，马上到了，你拿去打吧。

　　可不是嘛，雨有点大了。

　　不，我家就在前面。真的，不远的。我连忙推辞。

　　实际上，这时，我真想要那把伞。

　　这样吧，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合打一把伞。大概他看透了我的心思，说，天黑路滑，车子不能骑，我顺便送你一阵。

　　好吧。拗不过他的真情，我答应了。

　　他把伞高高撑起，我躲进了他的伞里。

　　雨渐大，打湿了我的小半边，他的大半边。

　　哎呀，与其两个挨淋，不如淋一个，来，你打伞，车子我推，我是男的，不怕淋。

　　他把伞推给我，想推我的车。

　　我没有答应。也许，他以为我怕他骗车，看我不让，也就没坚持。仍然高高举起那把蓝花伞。雨水尽管继续打湿我们的衣服，却打不湿一个永远也打不湿的缘，我想。

　　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只有春雨沥沥淅淅地敲打着春夜的琴韵。

　　他一直把我送到院门口。

　　原来咱们是邻居。他笑着说。

　　你，也住这儿？我惊奇地问。

　　是呀，你家后面的楼就是我家。

　　你姓白？话出口，我又有点后悔，这样不是暴露我曾关注过他的心思吗？

　　我是姓白，叫白威威。你大概就是刘市长的女儿叫雯雯吧？

　　他竟知道我的名字，这家伙！

　　我抿嘴一笑，算是给他的答复。

　　这一夜，我没睡好觉，不知是为雨，还是为他。